百花齐放的世界与 papi 酱

聊聊观点碰撞，聊聊公关删帖，聊聊 papi 酱，聊聊周总理。

从一个故事说起

昨天我一个朋友 ZF 写了一篇讲创业公司应该省着花钱、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的文章。文章中用「疯猫」指代他认为正在挥霍投资人资金的公司 — 这家公司刚刚举办了一场面向程序员的摇滚音乐会。

作为一名创业者， 我特别认可 ZF 的观点，于是将这篇文章转到朋友圈，转载的时候，我没意识到「疯猫」其实是我另外一个朋友的创业项目。

于是，「疯猫」的 CEO LZ 小窗跟我捎带脏字地吐槽，说 ZF 其实对他们不了解，他们花钱搞音乐会实际上得到了投资人的认可，并从各种数字上算出来，这笔花费是划算的。

我觉得 LZ 说的好像也是对的，一家 to B 的企业，似乎不能简单用 to C 产品的计算方式去衡量投入产出比。

LZ 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当然，也很带火药味地不点名指责的 ZF。

作为中间人，两边劝和的同时，我感到特别开心，我看到了两种观点的碰撞 — 哪怕碰撞的双方捎带了一点火药味，但他们各自的观点都是有理有据的。

有理有据，没有对错

双方的观点不能说都对，但肯定没错，为什么？

我们对一件事的直观判断都来自我们的经验和以往学到的知识，可以说，我们的过去决定了我们判断的高度，我们的朋友圈子决定了我们的判断的视野宽度。

很多计划写公众号的朋友跟我说，他们不敢写，他们怕自己的观点不成熟，怕写出来贻笑大方。

我 2007 年开始写博客，有时我会翻以前写的文章来看，每次看都觉得当时写得并不好，要么觉得观点太幼稚，要么觉得论据不足，要么觉得当时自己的视野不够高，以至于看事情流于表面。比如这篇，我觉得写得太屎。

但我不会删掉那些我觉得写得不好的文章，因为：

• 第一，这是我成长的过程，每一篇文章，我都很认真去写，写完我觉得自己掌握了一个新知识；
• 第二，我认为那是我当时能写的最好的程度，我的观点可能不成熟，但我的知识范围和视野只到那个程度，我表达了当时最好的自己。

ZF 和 LZ 各自用他们的经验去判断同一件事，背靠他们的过去阐述他们的观点，并为各自的观点寻找了逻辑顺畅的论据，这样的表达，我认为是最好的表达；这样的阐述，阐述的是最好的自己；这样的论证，没有对错之分。

我一直认为，只要能找到充分的论据，所有的观点在特定的场景都有可能是对的。这就好比一个直播 app，对我这种没有多少「寂寞时刻」的人来讲没有吸引力，但对在校生可能就很有市场，因为「我」并不是这个 app 的「论据」。

所以，只要有理有据，观点就不能简单分对错，有时可能两种相反的观点碰撞，能碰撞出第三种思路。头脑风暴就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

不同的观点，催化了百花齐放的年代。

更百花齐放的时代

前两周，keso 重新写博客了，他强调他写的是博客，不是自媒体。客观上来讲，「博客」和「keso」这两个词已经是上一代人的回忆了，他们离开公众的视野已经好几年。

2005 – 2010 年，应该算是中国博客的黄金年代，2005 年，毛向辉发起了「中文网志年会」，2007 年我第一次参加年会，那一年，年会的口号是：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2008 年，口号是：

和而不同，多志兴邦

这两年的口号都在强调，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观点可以不一致，但不妨碍碰撞，反而让这个世界更多样化，社会和人文会因此走得更前。

公众号年代，更是如此。每个人都可以创建一个公众号，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多「冷门」的观点，总有人表示赞同，不管多「正确」的道理，总有人站出来骂你傻逼。

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年代么？

Twitter、饭否、微博兴起时，很多人说，专业媒体将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在微博上表达，哪个地方发生突发事件，这个地方的人就可以拍张照片发个微博，在去中心化的社交网络里，还要媒体干嘛？

实际上，微博年代，从我观察到的来看，媒体还是活得好好的。虽然传播从树形变成了网状，但140字的观点还是过于单薄，而且，微博并不中心化，你看它做的名人排行榜，你看它做的首次登录推荐关注列表，你看它推荐你关注的媒体……Twitter 如此好的基础网状形态，被新浪活生生玩成了树形结构。

公众号年代，真正实现了传播的网状结构，媒体在公众平台没有绝对的话语权。你没见过微信做公众号排行榜，也没有做首次使用订阅号推荐，更不会主动推荐哪个媒体。

而因为各种社群（不单纯指微信群）的存在，网状结构中的节点除了个人，还有社群。社群是一群认同某种价值观或因某种利益走在一起的人，在新形态的网状结构里，社群被泛化为一个对象，成为传播的节点，这个节点的威力，比个人节点要强太多。

这真的是最好的年代，内容生产是多样化的，传播层真正实现了网状结构，接收层，因为社群的存在，每个人看到的朋友圈看到的内容存在巨大的差异化，这 3 点，造就了一个更百花齐放的年代。

删文是最笨的做法

在内容生产和接收都高度分化的年代，公关最不应该做的是删文，而是应该表达，用更充分的论据去表达，用更有传播力的渠道，去扩音。

其实，不是不应该删文，是你根本无法删干净。以前，危机公关们，可以找媒体，不管是威逼还是利诱，总能把他们不想看到的内容删掉。每个人可能只需联系 10 到 20 个媒体，就能把反对自己的声音扼杀在传播之中。

而现在，内容生产是网状的，媒体只不过是网状结构里的一个小个体，这意味着你要联系删文的对象可能是数百个，甚至上千个 — 根本忙不过来。而且，删了又如何？在作为接收节点的社群里，内容被删之前，观点已经在社群范围充分传播，删除一篇文章，不会改变这个社群对某件事的平均看法。

春节时我写的《为什么说支付宝脑子进了屎》就有阿里的人联系我，问能不能删掉，我拒绝了。他们通过律师在可能吧公众号发起侵权警告，我也没管。甚至，他们直接投诉到腾讯，要求微信平台删掉我的文章。

这是很笨的做法，用高明老师（高明电台那个高明）比较直白的话来说，「互联网没有公关」。如果我的文章真的被删，或我被起诉，我最有可能干的事是发起律师费募捐，这时舆论的倒向会很明显，到时候又得公关去擦屁股，这完全是得不偿失的。

不过我觉得最近支付宝在公关层面做对了一件事。前两天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他们一个活动，他们这个月在北京将会搞一次「问道支付宝」的活动，其中一个环节是讨论支付宝存在的问题和转型建议，从公关层面我认为他们做对了两件事：

1. 主动承认自己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削弱负面评价的影响
2. 找那些批评他们的人，试图将这些节点为己所用

虽然我没空去参加，但或许他们在尝试证明高明老师的观点不完全正确。他们一方面在表达，另一方面在拉拢渠道。

（你看，我不是总骂支付宝的）

百花齐放与 papi 酱

当我看 papi 酱第一个视频时，我就喜欢上这个姑娘，原因有三：

1. 视频制作不能说是精良，但不粗糙
2. 内容贴近网民的日常生活，容易理解并为传播提供基础
3. 吐槽的槽点特别精准，能引起共鸣并大面积传播

最近她的视频被广电总局下令整改，原因是内容比较消极（吐槽），且包含了大量脏话。人民日报的报道是这样的：

据广电总局，日前，网上非常火爆的《Papi酱》系列视频因主持人时常爆出如“卧槽”、“CAO”、“小婊子”等粗口，被勒令整改。广电总局要求该节目进行下线整改，去除粗口低俗内容，符合网络视听行业的节目审核通则要求后，才能重新上线。

我无意去批评有关部门双重标准，比如抗日剧里面的脏话就没被禁止，也无意建议广电总局开微博官方帐号并开放评论，那时他们肯定能感受到「我操」其实根本不算是脏话。

我想说的是，在百花齐放的年代，我们是否应该允许看似与传统道德观有些许偏差但大众喜爱的节目存在？

你可能会质疑，凭什么说这是大众喜爱的节目？

平均每个视频将近1000万的播放量难道不代表大众对内容和表达方式的认可？

如果我们平时就经常说「艹」、「我操」、「小婊砸」、「你妹的」……这些加强情感的词语，那它们凭什么不能出现在大众媒体里面？

有人会说，这些脏话会影响小孩成长，必须得整改，不然会教坏小朋友。

教坏小朋友的东西多了去了，你真的不如去关注一下你小孩的脏话是不是在学校里学会的。

另一方面，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角度来看，「屌」是一个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词。而自从周杰伦说「超屌」之后，这个字火了，现在在日常生活中你形容一个人很牛，你可能不由自主地说「哇，太屌了」，这时，「屌」字是脏话么？它已经被演绎成一个形容词。

「艹」、「我操」、「小婊砸」、「你妹的」这样的用词，已经在大众日程交流中使用了，它们已经脱离了脏话的范畴，难道说「我操」我就真的要「肏」对面这个人？很明显我是在表达「惊讶」，那么，这些词其实已经不是「脏话」。

并不是说网络内容不用去管理，而是管理应该是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应该是随着社会和人文的变化去调整，这个框架在内容百花齐放的年代应该是符合大众喜好的。

1962年6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谈到艺术作品为谁服务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上海人喜爱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

我认为 papi 酱的视频并没有反党，也没有反社会主义，她只不过在用诙谐的方式表达社会的现状而已。

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