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粤商及其相关其它

当全国经济近年来大好形势一片红之际，当北京的基建以每年百分之五百高速增长之际，当浙江、山东、辽宁这些原本并不起眼睛地区迅速崛起之际～盛极一时的南方大厦拍卖，广百面临家乐福的融合，海印城的徘徊～广东究竟何去何从？

　粤商作为一个具有地域特色的经商群体，自唐朝以来就渐成气候。

　其实自三国随着经济中心从中原向江南转移，岭南的商业活动也逐渐频繁起来，广州的贪泉见证了东晋贪官在岭南的发迹，“合浦珠还”的典故也侧照了当时岭南珍珠业的发展（其实直到现在合浦，徐闻等地的珍珠养殖业也是赫赫有名的）。

　到了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更改的中原人到达岭南，带来了先进的文明和耕作方式，同时也因为在岭南的人口和劳动力增加，所以岭南逐渐改变原来那种“瘴气弥漫”的鳄鱼和大象横行的热带森林景观，逐渐有了一点人间烟火～但由于历史上岭南远离政治中心，所以粤商的影响力历史上远不如其他商帮诸如徽商、晋商、川商等，而且由于沿海的关系，自古粤商就比较注重于海上贸易河转口贸易，在重农抑商且几次禁海对海洋充满恐惧的封建社会粤商的不为人知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不同于晋商、徽商的同官僚的紧密结合的作风，粤商主要是靠自己实力苦拚出成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粤商能够顽强生存的原因，相反徽商、晋商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而风光不再：晋商基本上变成了清王朝偿还外债的钱库，徽商也随着扬州盐道的衰落、土布的萎缩等而全面衰竭～虽然此时粤商能守住一隅之地，但因为原始资本积累和智力资源及地理位置均逊色于长三角，所以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珠三角一直处于发展不够迅猛的态势。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时期，中央把改革试验区设在广东，这与香港不无关系的。

　香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是落后于广州的，但到了六十年代中香港捉住了转口贸易和发达国家工业转移的契机，在当时港督麦理浩的带领下，香港走出了发展的新路向，也就在麦的任期内，廉政公署成立。这个被誉为世界上最反腐反贪的机构，为香港的司法公正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它是以后世界上最自由公正金融体系和世界上比较民主（至少比美国、日本民主得多）的制度的基石。或许中国自解放后到改革前的闭关锁国从某种程度上造就了香港的繁荣，香港成为了当时忙于“运动”的大陆窥探世界的窗口（诸如毛太祖看李小龙要“信和”整copy，霍先生做的特殊转口贸易，大家都有目共睹了）。所以当邓先生决定把宝安县变为深圳市时，尽管当时有老红军之类的反对，但就地理位置而言却毋庸置疑，直到那时，粤商的黄金机会才真正到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当时全国生活物资匮乏，粤商就主要从香港、澳门等地进口生活用品转售国内；也由于广东有一定的轻工业基础和改革初期广东籍外资和港资（特别是港资，起了示范作用，对消除其他外资的疑虑起了很大的正面效应）的投资，广东轻工业从缓慢发展迅速崛起。一时间广货销遍全国，从洗衣粉到食具器皿等日常用品，从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家用电器到摩托车汽车等当时的“奢侈品”～无一不是从广东进货，顺着这股改革之风，粤商凭着转口贸易、轻工业和走私等手段发了首财，所谓“饮左头啖汤”。

　但这种景况只是维持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那时全国物资已不如以前那么紧缺了，从前那种拉一火车厢电视机到北方不愁卖不出去的繁荣一去不复返，这也令到粤商中的那些力量较小的（如普通个体户）慢慢消失。广东此时经济暂处于胀滞状态。

　1997年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这一年香港回归，很多外资因政治原因暂时撤出香港；亚洲金融风暴令香港八十年代的辉煌时期成昨日黄历，广东的经济也遭受重大打击；从1997开始阵痛的国企改革开始。阵痛的效果在商业阵线非常明显，由于商企领导、地方官僚和私人资本的充分合作，国有的商企达多廉价地被私有化（其实在其他阵线这种现象也明显存在），大量职工下岗，无形中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同时私化的企业的包袱减轻，竞争力也大增。

　进入21世纪广东经济强劲复苏，也与中央强势支持香港以免衰弱有关。随着所谓9＋2（两特区加长江以南九省自由经济圈）、香港的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人民币在香港更宽松的管理等，香港巩固了作为大陆窗口的地位。

　在香港的继续繁荣下，广州继续依靠港澳发展经济，特别是广深从02,02年开始物流、展会等第三产业呈现快速发展之势，并且生活水平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但在如此经济良好条件下粤商却未能再次独领风骚，这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就积极意义而言现在粤商有四优点：市场敏感性强，一般粤商都能先人一步；包容性强，这是为什么有些珠三角的农民商人虽然自身没有文化却能办大型超市、高档酒店的原因，能接纳和运用人才；讲求实效和稳健；注重苦干和实干，在广东“员工休息，老板守店”不足为奇。

　然而上述优势如果不能随市场经济发展而变化则有可能变成劣势：稳健有余进取不足，大多数中小企极少向外省扩展业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务实过头导致对形象宣传和品牌包装等缺乏发展，这导致广东著名品牌寥寥可数；单打独斗极少合作，各个商家甚至长期在粤境内自相残杀而没把精力集中在产业转移，除深圳新一佳、铜锣湾、人人乐以及东莞真功夫、中域电迅外，其余几乎都不出省；重短期效益而忽视长期效益，广资企业极少用市场融资来集资，其保守性可见一斑。

　　如何重振诸如广百、南方大厦、天河城、海印城等回复八十年代的辉煌？关键是研究粤商转型升级新思路，推动粤商进一步对外扩张。粤商应该进行一次集体反省和觉醒，这是毋庸置疑的；广东各级政府应该反思政策，千万不要重生产轻流通，不要将精力过分投放在如汽车、化工等重工业上。象广州这样的城市就是要发展特大型的服务性综合城市，但现在明显金融业就不如深圳；粤商要利用好外资这把双刃刀，一方面利用外资在粤产业的升级及时将淘汰产业转移（如南海的水泥业就有转移的机会），另一方面要在外资林立的环境中求得生存，这一点对粤商来说似乎至关重要，从中山小霸王的没落到惠州TCL的边缘化看出这似乎难度很大。

　虽然如徐工、娃哈哈、大宝之类的也难敌外资，但保持一定著名企业的民族独立性是很重要的，如果珠三角继续是外资一统天下，恐怕广东难以经受第二次金融风暴。政府制订完善的长期经济发展规划，所幸这一点政府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在花都汽车城、南沙石油天然气化工实施的同时，政府还应该支持以前辉煌过的唱片业、电影业、享誉盛名的餐饮业、方兴未艾的医药业、动漫业、网游业、展会业、旅游业等等。粤商也应该捉住未来五到十年的快速发展期，积极依靠港澳的金融物流等优势（香港由于制度上的完善至少可以在未来三十年内保持中国窗口的位置，在此期间上海难以取代）积极利用外资，近水楼台融资，中小企等以粤为腹地向全国扩展，注意强强联合，同时注意科技创新经济，广揽人才，大胆尝试第三产业～

只要粤商做到与时俱进，长短效益兼顾，则粤商重振指日可待。